这么多年来，每当有客人来访，目睹我们家从书房、客厅及至卧室都是书的景观，往往在称奇之余，伴以疑惑的神情。此时，我都习惯用一句话打趣来解围：哈，我们家，外面挂个书店的牌子，就是个书店。

  这话倒一点也没有夸张。一方不大的空间，近万册藏书，那满坑满谷的情景，诸君可以想见。如今的许多小书店，都要兼卖饮品、文创产品，否则不好生存，架上的书也就难言琳琅、密实。与之相比，我家反倒更像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书店。万幸的是，妻子也愿意读一点书，也就容忍了我的爱好对空间的霸权，使我不至于因她逼仄的衣橱而有过深的负疚感。

  家中书房。均为张修智摄

  关于读书这件事，所谓“丈夫拥书万卷，何假南面百城”，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书生失意后安慰自己的大话。相比之下，“田园一蚊睫，书卷百牛腰”两句诗，倒展现出应有的诚实，它对比家园的狭小与藏书的丰富，流露出读书人对精神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对于写出这两句诗的诗人，我视之为异代知己，想起来，心中就有一种遥远的亲切感。

  至于读书的意义与用处，宋代诗人尤袤说得颇为响亮：“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裘。孤寂而读之以当友朋，幽忧而读之以当金石琴瑟也。”这话说得风雅而夸张。尤袤官至礼部尚书兼侍读，料想与饥寒并无缘分。不过，他这话如果被乔治·吉辛看到，一定会换回一个大大的拥抱。这位19世纪的英国散文家，终生为一介寒士，短暂的一生中，常常要在面包与书籍之间做艰难的抉择。尽管如此，吉辛推崇精神生活的价值，令人感佩。

  买了这么多书，都看了吗？这是我经常遇到的大哉问。

  这大概也是每个喜欢买书藏书的人迟早都会遭遇的灵魂拷问，迄今为止，尚未发现对这一拷问的圆满回答。意大利著名作家艾柯显然也同样为这一拷问所苦，在《别想摆脱书》一书中，他隆重推出了一个新的答案：藏书就像藏酒，并不需要把酒都喝掉。此话说得俏皮，但犹嫌说服力欠奉，也不够硬气。想来还是梁实秋先生把买书藏书的好处表达得坦荡有力：“古圣先贤，成群的名世的作家，一年四季地排起队来立在书架上面等候你来点唤，呼之即来挥之即去。行吟泽畔的屈大夫，一邀就到；饭颗山头的李白、杜甫也会联袂而来；想看外国戏，环球剧院的拿手好戏都随时承接堂会；亚里士多德可以把他逍遥廊下的讲词对你重述一遍。这真是读书乐。”经他这么一说，古今中外的大师巨匠都成了供我辈驱遣的精神伙计，且如此一来，架上密集排列的书籍立刻转换成堂堂之阵。

  作为资深书迷，我举双手赞同梁实秋先生对买书藏书好处的硬气表达，同时认为，他老人家的说法中，把古圣先贤们的作用说得稍显静态了，事实上，这些人类精神财富了不起的创造者们，不但是寒夜中的书斋伴侣，他们还能慨然起身，伴你行走世界。

  舟车劳顿，是现代人的宿命。但在一个书迷眼中，在路上，从来就不是什么负担，相反，倒是一份特殊的福利，因为这可以让他享受别样的读书乐趣。通常而言，如果是旅途，随身之书的搭配是：一本需要啃的学术类书，一本轻松好读的小说，这之外，老杜与东坡先生，是必须陪伴左右的，而老杜，或有关老杜的书，于我而言，几乎是完美的旅途伙伴。特别是在波黑任驻外记者期间，正好赶上新冠疫情，家山万里，坐困愁城，这位伟大的先贤，成为无可替代的慰藉。五年多里，在异国他乡，无论到哪里，杜甫的文字与我总是如影随形，要么是选本，要么是《杜诗镜铨》，以致妻子说，老杜的诗，已然成为我的安慰物。记得有一次到波黑古城莫斯塔尔出差，在人流滚滚的古桥附近，遇到一个从国内来的游客，是个带着深度近视镜、温文尔雅的老先生，他见我手上拿着一本《杜甫诗选》，眼里放出亲切的光芒，问我为何要带此书。老先生的神情让我瞬间也产生化学反应，心头涌上地下党接上头般的喜悦。

  我一直认为，杜甫的作品，是最好的诗教材料。他的作品与人格中，几乎富含我国传统文化中一切优秀的品质，如同情心、忠诚、呼唤和平、关怀弱者、反对暴政等。在我看来，他的七律诗《又呈吴郎》，比《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更应被吟诵。写作这首诗时，杜甫深陷贫困潦倒之中，但他竟然为一个无食无儿的老妇人写了一首诗，起因是，老妇人常到杜甫的一个远房外甥“吴郎”的院子里打枣充饥，吴郎为此扎起篱笆，拒老妇人于千里之外。老杜看不下去了，写诗规劝外甥，替老妇人说话——“不为困穷宁有此”。诗的末尾两句，是“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点明老妇人“困穷”的根源是战乱，并对战乱给人民带来的惨痛伤害深致谴责、伤悼之情。或许是为了照顾外甥的阅读能力，此诗写得平白如话，却不失韵味，而诗中传达的仁慈、悲悯情怀，是具有永恒价值的。

  不过，旅途中读书，并非只有乐趣而没有风险。很多年前，当时的领导通知我第二天从北京赶到天津开会，在站台等车时，我展卷开读，上车入座后，又埋头读起来。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我问乘务员：几点到天津？乘务员没有理我。又过了几分钟，我再次发问，这下他认真起来，问我：你到哪里？我说到天津。乘务员说：这趟车不到天津，是到内蒙古的！原来，我上错了车。后来，在热心的乘务员的指点下，在漆黑的夜色中，我在一个从来没听说过的小地方下了车，因为这里是最近的一个有到天津车次的站点。我在车站附近找了家旅馆住下，第二天早上4点多，坐上了开往天津的列车。还好，第二天上午，我准时出现在会场。

  随着电子科技的狂飙突进，近年来，关于纸质书的讨论越发嘹亮惊心。1994年，美国学者斯文·伯克茨出版《读书的挽歌》一书，大张旗鼓地敲响纸质书的丧钟。进入21世纪以来，风声更是越来越紧。不久前与一位非常优秀的出版社编辑聊天，他认为，纸质书已经“时日无多”。身为纸质书时代哺育出来的爱书人，在这个铿锵向前的世界面前，在新媒介咄咄逼人的攻势下，有时候，竟恍然感觉，仍然迷恋纸质书的自己，做一个古典书迷，其实也不容易。不过，我深信，只要人类还拥有交流的天性，只要人类不想堕入著名韩裔德国哲学家韩炳哲所说的算法时代带来的“同质化的地狱”，只要人类不甘心接受各种爽文所带来的扭曲的世界，那么，未来的“书”，无论以何种介质呈现，有深度的阅读，就永远有生命力，而人们，同样能从中享受到刻骨铭心的乐趣。

  这，也算是一个古典书迷对未来人的祝福吧。（张修智）